08 Jul 2021, 09:55 Views 324
主张自由竞争的总是强者。历史上坚决主张贸易自由主义的国家都是当时的强国。就像拳击场上，一个一百公斤重量级的拳手当然愿意与六十公斤重量级的“自由”竞争。这样的竞争是自由的，却是不公平的。因此在竞技体育场上，规则很重要，要按一定的标准分档和分级，这样的竞技才公平；裁判也很重要，即使同一个重量级的竞技，也会经常出现违规行为，此时需要裁判做出制止和裁决。 然而如果一个选手足够强大，强大到自己可以搭建竞技平台和制订及改变竞技规则的时候，他所崇尚的自由不过是强者对弱者的“专制”和“惩罚”。政府对大企业的反垄断，就是想杜绝这样的“赢家通吃”情形，让市场能更加有序的运转。但是，今天的数字世界，数字与资本的结合、爆发和裂变所产生的后果，已经远远超出过去传统工业时代的理解和认知。无论是社会大众、公共管理者，甚至是数字平台垄断者自己，对未来游戏规则究竟如何确定都缺乏足够的准备。 他们就像当初五月花号运载到“新大陆”的拓荒者，面对一片广袤的没有归属的网络疆土和数字宝藏，尽情的跑马圈地和开疆拓土。然而这些数据矿藏的所有权到底归谁？使用权的边界怎么确定？在信息不对称形成的数据治理权不对称的情况下，用户的隐私权如何保护？在对这些问题大家还懵懵懂懂不知道如何立规矩之前，先行的数字世界的“殖民者”已经快速的建立起来了帝国，并通过使用权将大量的数据据为己有。但实际上终极所有权的归属其实没有确定。 在这个过程中，数字王者与当权者将迎来一场复杂而长期的权力博弈。对阿里、京东等数字金融业务的限制，对刚在美国上市的滴滴打车的强行下架，都是这场博弈刚开始阶段的权力角逐。其实这是整个世界的大趋势，今年6月15日刚就职的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史上最年轻的主席莉娜.汗，年仅32岁，她的学术论文代表作就是一篇著名的《对亚马逊的反垄断》。可见，各国政府虽然熟练掌握对传统大工业企业的反垄断，但是对数字世界的平台型企业的反垄断，却知之甚少。 从技术层面，如果将市场经济看做是一个拳击舞台，数字世界与传统世界的竞技显然不是一个“重量级”的。前者对后者因为多了一个维度——信息，可以进行所谓的非同一档次的“降维打击”。因为现代经济、现代社会，就是一个信息为王的世界。在信息不对称的现实中，谁占领了信息的制高点，谁就可以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。因为人不过是信息茧房的产物，我们依靠自己所能掌握的信息、根据各种条件建立的认知结构，来看待和认识这个世界。因此从个人隐私到国家安全，信息和数据一旦被操控就是致命的。信息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权力阶层，可以高高在上的像人类看蚂蚁一样去俯瞰我们，并通过改变我们自以为真实的信息来实施操控。同时，通过各种叙事来重构我们的认知和偏好，让我们的三观与他们期望的保持一致...... 同时，数字世界也是自由主义的绝对拥趸者。尤其是，当数字与资本结合在一起，将会产生核裂变一样的能量。数字工业革命浪潮对人类历史产生的影响，将可能远远超出过去三次工业革命影响的总和。因为在一个零边际成本的生产范式下，失去了成本约束的数字厂商，将不可遏制的快速成长为一个通吃的赢家，一个通过自然垄断来获取全部权力的“超级垄断者”，超级权力阶层。它们前期将会以一个技术创新者、社会福利的改善者和自由主义的拥趸者出现，通过资本补贴维护“公平”来获取社会的认可和旧利益集团的妥协，通过技术改进来提高“效率”来快速搭建自己的基础设施。
这不是什么阴谋论或者科幻杜撰，而是现在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。 数字世界对人类社会的影响，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：
第一，数字世界看上去很辽阔，没有边界，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不过是很狭小的信息牢笼。由于我们身处其中，且绝大多数人不过是处于“蚂蚁”层级，已经被信息茧房束缚：即时信息、短视频、碎片知识等等，不过是算法根据你的偏好、认知舒适度和习惯大数据进行的“内卷式”推送。可以说，人工智能正在将你的信息茧房越缠越紧，使你更加相信你所能看见的、理解的。而超出这个范畴内的信息和看法，你将一概不相信。数字世界本来是一个没有界限，更加辽阔的世界，但却让人更加偏狭和固执了。 第二，严重缺乏认识当前数字世界的哲学体系，大多数人已经不愿意独立思辨，或者已经失去了这种能力。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哲学贫困的世界，因此也就是一个缺乏启蒙和独立思考精神的世界。哲学的一个重大使命是启蒙，用古希腊的两句名言就是：1，我只知道自己的无知；2，人啊，认识你自己。但是当代形而上思辨传统的衰落，超人哲学、存在主义、实用主义、科学哲学的兴起，使得现代人不再去深度思考本质的本源的东西，而是普遍信奉存在先于本质，眼见为实耳听为虚，有用即正义、实验和实证等形而下理念。在数字世界中，在非常便利的可以搜索信息和知识以反传统、反权威和反专业建制主义的世界里，更不会有人愿意做形而上的本源思考了。数字世界本身就是一个“虚拟”的世界，人们已经习惯了柏拉图所描述的火把所投射在洞穴上的影像，至于火把背后的“真相”，既是不存在也是不值得去思考的。人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获得最舒服的自在状态。 第三，数字世界的高信息密度，碎片化侵占与浸入，几乎扼杀了普通人的全部闲暇，而闲暇或者“自由时间流”，对于独立、系统的思考来说至关重要。叔本华说，闲暇是人生的精华。如同企业的自由现金流之于研发和创新，个人只有“自由时间流”才能进行系统的学习（艰深阅读经典书籍）和有意义、有深度的思考。然而当前的数字世界里，各种信息狂轰滥炸，各类数字平台根据用户的偏好无孔不入的渗入各种信息流，用碎片化的知识几乎填满了人们的所有闲暇。在密不透风的数字世界里，人们的大脑不能也不愿意做深度思考。尤其是一些快餐知识的流行，比如前几年的“罗辑思维”，用虚幻的知识获得感假象来侵占读者大脑的独立运转，更加剧了网络虚假知识对读者的麻醉。 然而现实中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，我们的确已经离不开数字世界，或者已经被数字世界“统治”和“奴役”。一种柏拉图式的“洞穴”哲学图景正在成为另一种“现实”：现实的物理世界是虚幻的，数字才是这个世界的本质，前者不过是后者的一个投影： 在社交世界里，我们与未曾谋面的网友建立了亲密的关系，却对身边的邻居、同事越来越陌生； 在美食世界中，我们更习惯于从网上寻找心爱的餐厅，更相信网络上的评价和意见，即使近在眼前的实体饭店我们也抱着怀疑的态度； 在日常使用的物品中，我们更愿意从电商、微店、直播中购买，实体店“堕落”为一种附庸，只是为了体验、试用和试穿； 在日常出行的世界中，我们已经习惯了网约车的接送，对于打着“空车”标志的出租车却是敬而远之，而且充满了不信任； 在金融生活方面更不用说，一部智能手机几乎囊括了所有的金融功能，存、贷、汇、股票、基金、保险，等等。 尤其是要注意到数字与金融的结合，大大改变了已有的交易结构和风险传播机理。量化和人工智能的应用，被动管理的流行，金融社交媒体中叙事的强大力量，正将金融世界推入“后现代金融时代”。货币大泛滥的时代，价值投资的信仰基础已经动摇。信息传播如此之快，真伪甄别的成本如此之高，噪音比真实信息更容易传播，网红股票，自带流量的上市公司，大V的“权威”，几乎完全颠覆了过去的定价体系。我们必须重视由数字化和货币化双重浪潮叠加带来的金融市场革命。 由此，一个数字利维坦已经长成，几乎统治了人们吃穿住行用各方面，而数字企业也已经与金融资本充分融合，形成了实体世界难以抵抗的力量：实体的三维世界，怎么对抗数字的四维、多维世界——数字世界因为拥有数据从而可以看到他人过去和预测未来。从这个意义上，数据就是时间的权柄。
一个史诗级别的博弈，正在数字世界和传统世界之间展开。 拿中国来说，一方面数字中国正以创新者的身份，解决了诸多的传统难题： 1，失业问题，不完全统计数字世界对实体世界的就业吸纳达到2亿人以上，相当于再造了一个就业大国； 2，经济韧性，数字中国让中国经济更富有韧性，这个在疫情发生后得到了最有力量的证明； 3，改革攻坚，当线下的中国面临一系列“改革硬骨头”无法推进的时候，最市场化的体制在电商平台实现了，而且数字世界的贸易没有地方保护主义，没有吃拿卡要的官僚主义，最成功的建立起来了西方经济学崇拜的竞拍机制，建立起来了毫无障碍的全国统一大市场，最主要的一点是——数字中国的税费极低，所以中国的数字网络市场是最自由主义的市场； 4，提升国家竞争力，在数字产业的新赛道上，由于同处于一个起跑线，对于发展中经济体的中国，是最有可能超越发达国家的领域。
然而另一方面，数字技术与金融资本一旦结合，在零边际成本的革命性技术支撑下（相当于核裂变），以极快的速度野蛮生长为“赢家通吃”的平台，他们在广袤的数字世界的不同领域分别建立起了自己的帝国，并与传统世界的统治者展开了漫长而狡黠的博弈。如果从博弈论的视角对过去进行复盘，可以发现数字平台的独角兽们，在过去十几年主要采取了以下四个策略，基本对应着四个依次推进的阶段： 阶段性策略1，加大叙事投入，以创新者、传统技术的颠覆者、“互联网思维”的传教士、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践行者等出现在社会公众面前，为自己后面的开疆拓土和跑马圈地进行“合法性建设”。 阶段性策略2，加大资金投入，烧钱模式，用金钱赎买既得利益者和新增用户，以及更广泛的大众民意。比如嘀嘀打车前期的补贴，拼多多、共享单车、共享充电宝等的价格优惠。当然，这里面也有同行之间的价格战竞争。同时，更重要的是，快速做大，吸引大量就业，形成可以影响国计民生的、“大而不能倒”的独角兽。此时，就具有较大的与政府进行谈判的筹码。因为，它们已经可以供给公共产品！ 阶段性策略3，加大利益共享，一般会在B轮、C轮拉“国家队”属性的资本加入股份，形成与政府公权力之间的利益绑定。 阶段性策略4，登录资本市场，变为公众企业，资本开始进入“变现周期”。同时为了增厚营收以提高市值，开始利用垄断地位提高价格，露出了资本逐利的真面目。尤为严重的是，这些独角兽开始利用后台掌握的大数据，利用算法进入“杀熟”模式。笔者在滴滴和携程就经历了多次这样的“被宰”经历。 而公共管理部门和监管者，由于缺乏经验和足够的信息，尤其是缺乏专业的人才，同时也怕扼杀了这些数字垄断平台对中国经济的重要贡献，在监管过程中也是投鼠忌器、走一步看一步，以至于最后积累成数字世界宏观管理最大的矛盾：停留在重工业时代监管框架的行动缓慢、以稳定为导向的监管者，与数字时代行动快速、以迭代升级为行动准则的数字资本之间的矛盾。这个矛盾由此引致了数字世界的一场巨大的权力博弈——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、政府公权与资本私权之间的复杂博弈。 这个矛盾和冲突所衍生的张力，一方面在数字化浪潮的初期，给数字资本开疆拓土创造了宝贵的黄金时间窗口，也客观上为数字中国的崛起创造了友好的政策环境（发达国家不具备）。但另一方面，当这些数字平台企业成长为掌握核心数据，可以影响国计民生的独角兽的时候，数据治理问题，个人隐私保护和数据归属权问题，甚至是国家安全问题，将成为权力博弈的核心。滴滴下架是这种权力博弈的一种结果，但并不是最终的结果。以乐观的角度来看，最终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传统中国与数字中国的良性融合，政府公权与资本私权的最优平衡，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友善握手。毕竟，时代在向前，谁也阻挡不了。 作者：赵建，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：西泽研究院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如有侵权请联系本人删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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